作者: 蒋廷黻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年: 2014-8
页数: 305
定价: 38.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
ISBN: 9787101101775
人类的精神本来就是超时间的。就精神方面说原子时代的人和石器时代的人实质上是一样的。因此，即使是古老的西伯利亚黄教也能给现代的保皇党，董事长或是好莱坞明星做某些宗教仪式。
那个 喇 就是这样被召去的，冥想过剩的人有大智，然鹅，就当然喝了个壶的
导读第22～24页： 按照蒋廷黻的解读，中国是一个士大夫阶级执政的国家。数千年来与异族的奋斗逐渐养成了士大夫阶级的爱国心肠，这是根深蒂固的，无须我们过虑。特别是自宋代以来，士大夫是极端注重气节的，在与外族的交涉中一味抵抗，不敢甚至不知言和。最近的这一百年也不例外。无论我们研究这百年初期的外交家如林则徐、琦善、耆英、桂良、花沙纳，或是中期的外交家如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或是最近期的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以及抗战当时的外交人物，蒋廷黻认为我们不能发现一个人不竭尽心力，挣扎又挣扎，而后肯对外人有所退让。百年来负外交责任者，若论他们的世界知识，诚有可批评的，若论他们的爱国心，不但无可疑问，且可引为民族的及士大夫阶级的光荣。换言之，蒋廷黻对这些外交家的不满意之处主要的是因为他们面对外交难题时，只是一味遵循宋代以来的士大夫传统，着力抵抗，不敢或轻易不敢言和。蒋廷黻指出，如果仅靠激昂慷慨的爱国心就能救国，那我们的知识阶级早就把国家救好了，绝不至有今日的严重困难。不过士大夫的传统思想多不合于近百年的大变局。到了十九世纪，他们仍不承认闭关自守，独自尊大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而绝对无法挽回。同时，他们对于西洋的知识缺乏使他们不能了解如大胆地向国际生活中去找出路，我国能得到新的光荣。所以他们愈信念中国古老的文化，他们就愈反动，以致阻塞民族的出路。他们不是卖国，他们是误国。 对近代初期的外交家，时人和后人最不能谅解的莫过于琦善。因为琦善于道光二十年春与英国人签订了《穿鼻条约》，所有批评琦善的人都以此认为这是近代中国一次最大的屈辱，因而对琦善无法原谅。 蒋廷黻因为整理近代史料，重新梳理了鸦片战争，尤其是琦善的资料。他无意为琦善个人辩诬，因为蒋廷黻的研究除了弄清历史事实，如果说他还有什么现实想法，那也不外乎为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提供一个可供讨论的历史依据。 1931[23]年秋，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蒋廷黻发表《琦善于鸦片战争》长文。这是蒋廷黻第一篇最具学术含量的论文，作者根据大量无可争辩的史料颠覆了林则徐的英雄形象，再现了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作为和意义。蒋廷黻指出，琦善受命前往广东后并没有撤防，在军事准备方面无可称赞，也应该无可指责。至于在外交方面，琦善的做法不仅毫无过错，而且实在是超越时代、超越那时所有人，因为他审时度势看清了中英两国强与弱，权衡了利害轻重而做出一个高度理性的选择。 根据蒋廷黻的研究，琦善是真正的爱国者，因为他对国家未来敢负责，明事理。他签订的《穿鼻条约》比《南京条约》在赔款及通商权利上，更加有利于中国。在蒋廷黻看来，琦善体察中英两国形势，决定《穿鼻条约》是当时中国所能得到的最优条约。一个最重要的反证是，英国政府以为其代表义律上了琦善的当而对义律予以革职处分。所以，琦善不顾时人怎样骂他，造他的谣，也不论朝廷怎样指责他，他不顾一切按照自己良心做下去。至于顾全一己的名誉而牺牲国家的利益，老于世故的琦善不可能不知道，但他在国家危机紧急关头，毅然决然不做那种滑头事情，这才算真爱国。林则徐是鸦片战争的英雄，琦善是鸦片战争的政治家。做英雄不易，做政治家尤难。 蒋廷黻认为，当外交危机发生时，当国家处于危难时，不计后果的抵抗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而适当的妥协，不失尊严的妥协，可以为有力量抵抗赢得时间。然而，蒋廷黻这种理性分析，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很难获得知识界的认同。 根据蒋廷黻的分析，琦善的理性选择使他个人蒙羞，成为国人痛恨的不抵抗范本或卖国贼。然而实在说来琦善这个理性举动又使中国错过了至少二十年进步机会，因为按照林则徐的部署和预案，不是用琦善取代林则徐，那么中英之间必大战，战则必败，败则中国必速和，速和不仅可使中国损失大幅减少，而且可使中国的维新提前至少二十年。至于林则徐个人，[24]那么必然因大战大败而身败名裂，所以蒋廷黻推论，清廷罢免林则徐，实在是最大限度成全了林则徐一世英名，是林则徐的终身大幸事。但对中国国运来说，林则徐去职实在是大不幸，人为拖延了中国政治进步，阻碍了中国走上世界的路。[1] [1] 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三期，1931年10月。引自 蒋廷黻：学术抱负与政治缺憾
——————————
前面我就想这样说了，蒋的个人观点在一段时间内是不太实用的 。
导读第25页： 蒋廷黻的目的当然不是仅仅为了这些历史人物翻案，正如他自己所公开表明的那样，他的近代史研究实际上是要“切实检讨以往的得失，作为来日的指南”。根据他的判断：“近百年对外的失败，不是由于不爱国，而是由于在内政上现代化的建设之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以及我们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1]。比如从道光十九年到咸丰十年，初有中英鸦片战争，后有英法联军之役。在那二十年里，士大夫是一贯主张抗战的。他们为什么要抗战呢？为拒绝签订不平等条约吗？不是的。他们不反对治外法权，因为他们觉得“谁的孩子谁抱走”，让夷官按照夷法去管理夷人是最省事的办法。他们不反对协定关税，因为他们认为海关收入无补于大国财政，不值得花费精力去与夷商计较区区税则。咸丰末年，他们竟有人提议我们完全不收海关税。他们也不反对租界，因为他们想为夷人特辟居住区可以免得华洋杂处。在道光年间，他们所反对的是五口通商和香港割让。在咸丰年间，他们所反对的是长江通商、北京驻使。我们今日如再读他们的议论，我们一方面仍能为他们的激昂慷慨所感动，却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痛哭他们见解的糊涂。可惜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糊涂的见解，用激昂的文辞发表出来，仍有误国的能力。 [1] 丁一夫（蒋廷黻）：《百年的外交》，《新经济》（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939年1月1日。引自 蒋廷黻：学术抱负与政治缺憾
————————————
汉语思维方式的人讲话特别复杂，汉语词汇一多半是自带负面色彩的，尤其是见诸报端的
咸丰末年，他们竟有人提议我们完全不收海关税。他们也不反对租界，因为他们想为夷人特辟居住区可以免得华洋杂处。
乱世发难财多的是。拿破仑跟英国打仗，法国人逃到英国，英国本土的建筑师就横空出世了，炒地皮，官商勾
租界，总之就是要把自己 被怎样的体验 捏到词汇里去
西人不会动不动把 barbarian 挂嘴边，野蛮人的意思。夷人
导读55～57页： 1949年9月2日，清华校务会议同意雷海宗辞去清华历史系主任，由吴晗接任。9月23日，华北高教会任命吴晗为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0月17日，吴晗为清华三千师生员工开讲政治理论学习大课，第一讲即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引论》，此乃意识形态转换或改造的先声。 对意识形态的改造，对于北平等原来的国民党统治区来说，大约从1949年开始。那时，各个大学普遍开设了中国近代史，之后又普遍增设中国革命史教学与研究。这门课程既是一般历史系必须承担的事情，也是中国意识形态基础中国近代史叙事渐渐改变的原因。吴晗在1951年初为清华历史系做的总结报告指出：过去各大学的历史课程教授，不论是本国史，或者外国史，均不能符合今天中国人民的需要。过去各大学所讲授的这些课程，都是根据美国人或欧洲人的著作去讲的，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与中国人民的立场全不相干，甚至相反。讲中国近代史的，也应用了这种方法，受了这种影响。比如讲中国近代史课程，主要是根据美国人马士的中国国际关系史，或者麦克奈尔的中国历史文选，以英国人、美国人的立场来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样的历史叙事，在吴晗看来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诉求严重不符。 我们知道，吴晗批评对象不是别人，就是他当年在清华就读时的恩师蒋[56]廷黻。吴晗此时毫不客气地批评以蒋廷黻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旧史学，以为过去这些资产阶级学者在大学里开设的近代史课程往往不合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因此现在必须纠正过去这些错误，纠正旧的史观和旧的态度，要以人民的立场，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去编写中国近代史，这是积极迫切的任务，只有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弄清楚了，才能及于其他。[1] 吴晗并不是研究近代史的专家，但他的地位，他的这些号召，他的清华背景，是他这些话语对当时中国学术界影响巨大。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清华大学历史系别无选择地反省过去，批判旧主，重新学习由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创造的“革命史叙事”，渐渐地否定了、淡忘了蒋廷黻和清华大学历史系老一辈学者创建的“现代化叙事”。老一代教授但凡不能理解不能接受革命史叙事的渐渐淡出了教学研究第一线，而年轻一代比如像邵循正、孙毓棠、王永兴、陈庆华、张寄谦等开始挑起重新营建中国近代史叙事模式的重任。 这些年轻学者差不多都是清华出身，差不多都深受蒋廷黻等老辈学者影响，他们，还有清华出身的夏鼐、姚薇元、丁则良、王栻、刘桂生、余绳武、丁名楠等，在随后的日子里，为革命史叙事的完善贡献了心智、学识。[2] 不过，也必须注意的是，由于他们都有清华历史系求学经历，都曾受到蒋廷黻“现代化叙事”、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影响，因而他们在后来的研究及教学中，虽然在学术基本价值取向上尽管可能与“现代化叙事”相反对，尽可能为革命史叙事提供理据，但在他们反对现代化叙事的同时，其内心深处实际上有个现代化的影子在。换言之，他们竭力批判蒋廷黻的学术，竭力要与蒋廷黻划清界限，但其结果，却是从一个相反的方面传承了蒋[57]廷黻的学说。如果不带偏见地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史学界最热闹的“五朵金花”之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到这些讨论都是要回答蒋廷黻多年前提出的问题：中国能现代化吗？这些套路那没有继续蒋廷黻的学术话语，而是一套貌似全新的学术规则。然而，如果从学术史层面仔细梳理，并不难找到两者之间的学术关联。 表面上看，1949年之后主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叙事”与蒋廷黻倡导的“现代化叙事”正面冲突，但其实二者之间有着学术上的传承，并非截然对立。2014年底，金冲及先生对媒体记者曾提及胡绳的一次谈话。金先生说：“关于‘翻案’，有一次胡绳跟我讲，说他们要创新。把我推倒；结果推倒我的意见，在我看来就是当年我们推倒的蒋廷黻他们的意见。人有时候总是喜欢一个新鲜的说法，以为更有吸引力。就像是解放前妇女穿旗袍，一段时间风行长旗袍，过一阵子又流行短旗袍。”[3]金先生的说法极具启发，我原来也曾怀疑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对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扬弃，但一直苦于找不到直接证据。假如我们按照胡绳谈话的提示去仔细分梳范文澜、胡绳“推倒”的那些“蒋廷黻他们的意见”，一定可以重建一个更完整更客观的中国近代史的学术史。 [1] 《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工作总结》（1951年1月15日），《清华大学史料选编》（5）上，第319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2] 万俊人主编：《清华大学文史哲谱系》，第289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3] 《金冲及：胡乔木、胡绳怎样编撰中共党史？》，“澎湃新闻”2014年12月3日。引自 蒋廷黻：学术抱负与政治缺憾
———————————————————
看到没有，特别复杂，整一个 叙事风格 的 差异
我用的词 叙事风格 是不是瞅着特 中庸 啊？ ~~~~~
不在某一背景下，你都不造我讲的哪个方面的
- 页码：第12页 2019-09-12 13:58:26
一九〇〇年苦旱，门前的小河都干涸了。水塘也没有水，我们不得不把塘里的鱼捞起来。塘底在烈日照晒下，土地龟裂。田中禾苗，均已枯焦。饮水成了严重问题。 那年家父正好在家。我记得他提着水桶带一把铲子到小河去。我跟在他身后，看他到处去挖。挖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给他找到一处水源。家父挖开泥土，打了一个小洞，渐渐的，有水渗进小洞。家父提了一桶水回家，四邻闻讯，都去提水。 小贩们到我家来卖一种所谓观音土的东西。那是一种灰色的泥土。据说在荒年可以充饥。它被认为是上帝的恩物。二伯也弄了一些回来，用水煮过后要我们尝。我吃了一小碗，很难下咽。幸好我们有前年的余粮，不必靠观音土维生，得度荒年。但乡下有很多人却饱受灾难。哀鸿遍野，草根树皮挖掘殆尽。 一九〇〇年也是拳匪在北方倡乱的一年。彼时张之洞任两湖总督，拳匪在两湖的宣传活动为张所敉平。但是，有一个姓贺的（据赵士介先生提供资料：其人名贺奎声——译者谨注）的单身汉成立了一支救国敢死队，想要沿江而下，去杀洋人。敢死队到了大官道上的青树坪，距我家仅仅八里路。他们遇上了官兵，双方打起来。敢死队非死即逃。姓贺的被枭首。官兵把他的首级装在木匣子里，沿小官道从青树坪运往邵阳，正好经过我们家门前。家父供给他们茶水，请他们准许我们看看贺某的首级。官兵答应了。我还记得，我拉着家父的手走到大匣子旁边，去看那个死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的长辈和我都把那个姓贺的当作大英雄。正好他是我未婚妻贺小姐的一个叔辈。 贺某的事迹邻人一直讲了好多年。似乎人们都认为中国人很神圣，外国[13]人很野蛮。两相对照也就非常清楚了。这件幼年的经历使我永远不能忘记。在以后的若干年月中，我一直想着与那件事有关的许多事情。无疑的，那是因为我同情那个姓贺的英雄和他的部下的原故。 念了许多年书，包括在美国留学，我还是不能忘却那位姓贺的英雄。一九二三年冬，我回到家乡，有一次去探望族中长辈，途中在一家小店吃茶休息，猛然看见墙壁上贴着一张缘起，上面说附近的善士们正在募款给一位新神修庙，新神姓贺，很多城镇中也贴着相同的缘起。我回家问继母那位新神是谁。她说，即使她说出来我也不会相信，所以她也不愿意告诉我。经我再三恳求，她才告诉我，那位神仙就是一九〇〇年率领救国敢死队去杀洋人的那位姓贺的英雄。她告诉我那位英雄就是一度做过我未婚妻的贺小姐的叔辈。她说姓贺的英灵未泯仍然活在那一带人们的心中。群医束手的病人，久婚不育的妇女，只要许愿为他修庙，无不有求必应。我于一九二三年间就知道继母很迷信，而且我也知道她是个虔诚的迷信者。我亲眼看见一种新的宗教赞礼。这完全起于人们的无知和对洋人的仇恨。—— 引自 家人和邻居
220212 家人和邻居
220213 启蒙时代；新学校、新世界
220213 赴法插曲
220213 哥大研究与华盛顿会议
- 页码：第78页 2019-09-12 14:01:19
哥大教“政治学原理”的教授邓宁（William A. Dunning）年高德劭。他已完成他的杰作《政治思想史》第三卷。邓宁任教哥大的同时，还有一位年轻的教授，名叫拉斯基（Harold J. Laski）也在哥大教授同一门课程。他在城中新设立的社会研究所授课。我上午去听邓宁的课，下午去上拉斯基的课。他们二人不仅在理论上针锋相对，教法也截然不同。邓宁不独断、不大重视教条。他仅仅提出对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如果学生肯考虑他所提出的看法，加以深思的话，他们一定会了解政治学说的最终问题是政权的性质问题，政治家的最终目的是保护政权。在政权稳定的时候，大学教授们似乎用不着强调稳定政权的困难。但从那时起，我就感到有些国家的人民，连最低限度的稳定都做不到，而稳定政权、建立秩序乃是一国政治的基点。若干年后，我越发认为邓宁教授的见解是高明的。引自 哥大研究与华盛顿会议
————————
蒋廷黻回忆录 - 哥大留学这段极贴合popo组 ，
保护…使稳定
popo 说的 自己去成立一个组就明了个白的 。
answer:
以前混惑惑组时，他忽悠我他学政治的，可我看他2020年跟霍吹水时他发的贴，说是学英美文学的，霍就嘲他看的都是xo方面的。
满嘴跑火车哟，我没好意思穿他的帮，反正他字也划了个干净整洁的
我不想对胡适多加赞扬。我想谈一谈我与他的不同之处，有些我已经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过，其他是不言而喻的。我认为他对自由议会政府的想法太天真。他似乎对许多民主国家幕后的贪污、腐化、浪费、愚蠢、冷漠不欲深入了解。对批评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浪潮也不重视。就在北平，好多国会议员就曾把选票卖给无知、枉法的曹锟，选他作中国的大总统。湖南，在赵恒惕任主席时，就曾颁布过省宪。省议会开会时，议员都把时间浪费在争权夺利上，致使人民感到厌恶，认为有它反而不如没有它。这类事实胡适认为无所谓。他认为民主的弊端能用更民主的方法去防止。 马克思的经济史观无疑的是不切实际的，但胡适几乎是忽略了经济问题。对我【来】说，中国人的贫困是个迫不及待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应该在经济方面即刻采取行动，而无需等待中国政治的民主。我认为经济应该先于政治。在经济方面我认为有两件工作要做：其一，利用现代科学和技术从事生产运输。其二，社会化或公平地分配财富。我认为宪法和议会之有无是次要问题。创造更多的财富，平均分配对我才是最重要的。我从未认为胡适反对向繁荣方向发展经济，同时，我也希望他从未怀疑我反对政治民主。我俩的不同点不是原则问题，乃是轻重缓急问题。 《独立评论》上曾经刊载过许多关于中国统一问题的文章。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与胡适也有不同之处。他似乎认为中国可以、而且应该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方式来统一。我认为除非已经有了最低限度的统一基础，否则这种会议不会有太大的成就。武力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如何？也是我俩一件相左的所在。我认为必须武力和政策配合才能使国家统一，但他似乎认为，如果我了解不错的话，用武力统一是无用的，也是不必要的。 因为《独立评论》创办于“九一八事变”后，自然其中会有许多讨论到和战以及国联是否可以信赖的文章。《独立评论》同寅中没有人主张立即对日作战的。在这一点上，大家的主张是一致的，当时天津《益世报》编[142]辑罗隆基，发表了一篇轰传一时的文章，题目是《枪口朝外，不可对内》。文中大意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在《独立评论》上为文答复罗氏，略谓：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社中同寅对我的主张均未表示异议。引自 “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 。
西方作家看中国这一段历史可以说完全是受了共党的影响，认为中共从江西流窜到延安是“长征”。“长征”一词具有英雄气概。即使他们的逃窜有几分英雄色彩，但是西方作家却不该忽略了他们的“长征”乃是中央军[149]追剿的结果。其流窜一事就政治观点说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中央政府因为追剿共军而扩大了控制和影响区域，包括中国的西南部。第二，以西南为根据地，使中央能够对日长期抗战。 在这段时期中，有一段时间共军暂时控制了我的家乡湖南省地区。从我弟弟的信中获悉共军在我家乡叛乱的详情。地主的土地被没收分给没有土地的人。乡人暂时没有抵抗，结果因“革命”而得到好处的都是其他省份的外乡人，没有一个是附近的人。本地人，无论是地主或佃农都没得到好处。他们认为他们是被征服，是被外地人骑在头上作威作福。最后，地主和佃农联合起来，以本乡人反对外来人的心情，把共军的措施又恢复原状。一切事又和过去一样。地主收回他们的土地，佃农和过去一样仍旧耕种他们原来耕种的土地。乡下人认为革命是一场恶梦。 在我与蒋委员长多次谈话中，我曾向他建议，在剿共时应该向农民明白表示，如果他们需要自己有土地，中央政府一定可以帮助他们得到。但是如果农民在土地要求外一定要支持共军的话，中央一定不能容许。事实进展的比我们计画的快。共军在江西的军事组织在中央尚未采取任何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以前就已经崩溃了。共军离开后，地主回来，农民对他以前的地主说：“大叔，我真愿意你回来，你走以后我一直小心照管着你的土地。” ———————— 这两段看得难过死了。讲真，蒋廷黻如果不是自己家里人亲历了土地被分出去的事情，还会这样坚持他留样归来的主张吗，他认为一盘散沙需要先有意见一致的基础再用宪政 。 他个人生活上的事，处理方式就是蛮不符合当时国情的。他跟原配是哥大同学，两个回国在南开上班，男的外面打桥牌认识人家老婆，接着就把人家夫妻俩工作调到自己公司上班，男的当时一把手。又把人家老公调到美国去，就开始搞人家老婆了。 他老婆发朋友圈跟胡适说，求帮忙什么的，胡跟蒋公开打过意见不合仗的，关于九一八。人家胡本来就是对社会上贪腐都睁眼闭眼的，还会管政敌家事吗。
当我搭车赴法国时，一位美国朋友介绍我认识一位美国工业界大亨，他是到苏联观光的，和我同车。车在苏联境内时，他一直说：“多美妙的国家，多美妙的国家。”迨我们到了波兰境内，那位美国人说：“该死的，我 真不该来，我们去喝杯咖啡吧。”引自 赴俄考察与欧洲之旅（一九三四——一九三五） —————— 这一段极含蓄，我查了一下，笑死了，笑这个美国人的三观太正。。哈x11 人家知乎说得特清楚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58025065
美国人对苏联好感满满正能量，结果在波兰看到苏进军波兰，郁闷了。
苏联，英法，分别对波兰实行保护措施，为了阻挡德国手伸向自己。
星期一，蒋院长率政院同寅宣誓就职。首次院会于星期二举行。我清楚记得，会议开始时，大家都急待委员长的训话。他说：“我们替政府物色一个人应该像替女儿选女婿一样。”那次训话，表情和内容都令全体感到很大的惊异。委员长详加解说。他谴责过去的情形，他认为每次行政院改组，各部人事都要变动，这是不对的。“我要看几个月，”他说，“看看谁称职谁不称职。过几个月，你们可以根据这个原则有效调整，但在开始时，我们必须尽力和现在各部中的人共同努力。”此一指示以后成为人事行政上的一个准则。 帝制时期的中国，用人几乎都是沿用考试原则，所有政府人员都要透过各级考试。一九一一年，民国缔造，此种传统办法不再沿用。理由很简单，因为科举废除了。基于此种基本变化，各部工作人员已经不再是考试的优胜者，而是被委派的。每次行政院改组就意味着各部门人事彻底更换。自委员长那次宣布后，各部长认为在接任伊始就更动人事是不适宜的。 考试院成立后，人事制度开始变更。考试院是国父对中国的一大贡献。虽然当时人们不了解，但它的确使中国政府从基本上改观。依照新制度，公务员可以分成若干类。人们可以参加考试。考试有高普之别。高考及格者可以担任高级公务员，普考几个者，可以担任中下级公务员。依照公务员任用法，公务员依法受到保障，主管的好恶不能决定他们的去留。随着时间的演进，各部人员中经过考试的越来越多。部长能够控制的位置越来越少。大家渐渐的承认部中工作人员（至少是某种人员），需要有相当的学历经历。有效的政府要靠有经验有学养的人员，不能靠人员对主管的顺从。渐渐的，人们认为各部人员是为国家服务的，并非是替部长私人服务的。最后，各部人事公开，不再对某个特定人效忠。这种变化是积渐的，但却极有效力。研究中国政府的人一定承认此一变化的重要性。引自 行政院政务处长时期（一九三五——一九三六） ———— comment 人们认为各部人员是为国家服务的，并非是替部长私人服务的。～ popo 讲过独立自主的话，类似上文这个意思
另一项不良行政程序也很浪费时间。依法，只有行政院长才能对省主席及特别市长发布命令。如果教育部长要省教育厅长办某事，他必须先请院长命令省主席，再由省主席转令教育厅长。如果卫生署长要某特别市市政府采取某项紧急防疫措施，他不能直接命令市府卫生局长，必须先呈请行政院，命令有关市长，再由市长转令卫生局长。本来过去有一段时间中央各部长是可以直接命令省市有关单位的。但其弊端是中央各部命令往往互相抵触。以教育部长为例，他命令教育厅增设学校，但可能财政部长却命令财政厅不得增加开支。为了避免中央各部命令互相抵触起见，经省市长要求，行政院核准，只有行政院始可命令各省及特别市政府。如此一改革，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地方行政中不如理想的地方还很多。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于制定政策时，很少事先征询省市首长的意见。虽然政府对舆论的态度逐渐改进，但中央政府部分官员仍然不愿公开讨论。其实，我们不应将许多政务视为机密，认为不能公开。其次，省市首长所接到的行政院命令，就是一些死板的法令规章，命令的主旨只有靠揣测才能明了。这是由于官员们的习惯和政府的性质所使然。 其实，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困难是相当了解的。中央政府人员有些出身与省市，因而他们有省市的行政经验。尽管有时他们外表好似找地方政府的麻烦，但事实上他们还是体谅地方政府困难的。但各省市的情况不同，某一命令适合于甲地未必适合于乙地。尤有进者，如果某一项工作中央[187]和地方都要困难的话，中央人员当然是先顾自己，而把困难留给地方政府自己设法去克服。因此，中央政府命令地方政府作某项工作时，往往不指示具体可行的办法。 我进行政院不久，有一次看到桌上有一份安徽省主席刘镇华的呈文，文中详述过去三个月他们接到的命令，并且详细说明执行这些命令所需的经费。他又说明他没有可以运用的经费。如果他要执行上级的命令，只有两个途径可循：一是请中央拨发专款；另一个是准许他增税或发行地方公债。他谦恭地请求行政院长指示他如何办理。呈文用语非常客气，但是一点效用都没有。中央政府人员事先毫不考虑下级执行机构的困难，而任意发布命令，此种情形令我很感意外。我把刘主席的呈文列入政院会议议程。讨论结果：有些工作拨发了专款，有些经决议取消。 引自 行政院政务处长时期（一九三五——一九三六） ———— comment :
这段 地方gov 对央妈的吐槽，真是太逗惹。
试问，现在这种吐槽现在哪里找？还要是官员级别的人哦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我的馆员和他们的太太于晚餐后在客厅闲听广播时，突然有人要我不要说话，注意广播。我们听到蒋委员长在西安为张学良不对所劫持的消息，此一广播令我们感到震惊。午夜我的一位秘书呈给我一份外交部电报，电报内容与广播相同，另外又说张学良要求停止剿共立即对日宣战。次晨，我又接到一份较详细的电报，是由孔祥熙和翁文灏联名拍给我的。孔于蒋被劫持后代理行政院长。电报中说，空军侦察[197]西安地区的结果，发现张学良已在西安各处升起红旗。同时要我请求苏联出面协助平安释放委员长。 《消息报》和《真理报》，均以显著地位刊登西安事变消息。他们对中国表示很友善，说明中国面对国际上的危险，一定要团结统一，而且只有委员长能领导全国。如果改换我来写这篇新闻稿的话，恐怕也不会比他们的更好。但在结尾时，苏联记者对西安事变的解释却是莫名其妙的。文中说：张学良是和汪精卫合作的。我熟知他们二人。他们的政治见解，南辕北辙。汪不惜任何代价换取日本和平，而张则希望立即对日作战。我认为：苏联既然想找藉口打击汪精卫，似乎不能，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手段，应该改选一个更好的题目。我认为莫斯科对西安事变用不着解释。拐弯抹角地提出一个四不像的解释，非但减低了人们对报导的信任程度，甚至会引起对苏联的怀疑。我将苏方报纸的报导详细电告南京，但有意将汪幕后策动西安事变的报导略掉。我请外交部将我的电文尽量公布。我希望张学良及其同党能知道莫斯科方面并不支持他们的行动。 塔斯社将两篇新闻稿一字不易地发到中国，该社也希望中国报纸能够刊登。其目的无非说明张学良、统一战线以及共产党都不应该加害委员长。 南京当局未能察觉莫斯科的真正企图。怀疑汪精卫对西安事变的解释有幕后动机，于是将苏方电稿压住不发。 那天早上十一时鲍格莫洛夫过访。他对西安事变一事表示与我一样，感到吃惊。他问我：如果我看过《消息报》和《真理报》两篇报导，而事实也确是如此的话，我的想法如何？我表示对那两篇报导非常赞佩，不过我提醒他报导中说汪精卫策动西安事变是不聪明的，也不真实。他说，因为太过匆促，所以编辑可能弄错，不过他很欣慰我能了解那两篇报导的真正意思。 在阴霾沉沉愁云四塞中，中国静待进一步的发展。命令雪片飞来，要我尽量在莫斯科设法要苏联协助，促使张学良释放委员长。此种任务不仅困[198]难而且也很微妙。我怎么向苏联当局说？中国政治领袖在本国国土内为自己的军队劫持，苏联能做什么？我去见李维诺夫，向他要求说，因为张学良及其同党都很信任苏联，如果他能表示一下意见，对事变的解决必然很有帮助。他回答说：苏联政府与张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苏方所能做的只有报导事变的真象；他所能做的已经做了。李维诺夫抱怨苏联的友善意图非但未被中国政府接受，反而招来怀疑。他告诉我他已训令苏联代理驻华大使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强硬抗议。我又向他解释：中国所以不发表塔斯社的新闻稿实在是因为怕引起麻烦。 过不了几天，我又接到南京的命令，再去见李维诺夫。这一次李很愤激，因为京沪一带谣传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苏联煽动共产党，共产党又煽动张学良，因而发生的。我俩在那天会晤中争辩得很激烈。当李指导我是接到南京政府命令才去找他帮忙时，他立即提出抗议，认为中国政府不该怀疑苏联策动西安事变。他断然说：苏联政府与张学良间绝无关系；我告诉他：张是第三国际所孕育的统一战线分子。他对我的话未加辩驳，但却咆哮起来：“我们不是第三国际的主人。”“你过去已经这样说过了，李维诺夫先生。”我回答他说：“但是全世界都不相信，我们有理由认为第三国际是执行苏联政策的机构。”“爱相信不相信，”他最后说，“我还是说莫斯科对第三国际的行动不负责任。” 现在，西安事变的解决已成历史。我对解决的内幕一概不知。迄今，我得到两个结论：其一，西安事变促成中日之战提早爆发。不论南京官方如何解释，日方认为委员长如果不答应实施张学良的统一抗日主张，张是不会释放他的。其二，西安事变的解决意味着中国将独自抗日。苏联希望远东爆发战争。此种战争将使日本陷入泥淖，解除日本进攻苏联的隐忧。一旦此一目标达到，苏联在外交战略上则予中国有限度的援助，其援助数量仅仅使中国能继续抗战。换言之，不论西安事变的原因如何，但却非常符[199]合苏联的利益。我必须再说一句，我不能证明西安事变是苏联策划的。引自 出使莫斯科（一九三六——一九三七） ———— comment : 诶哟，看完以后，中国就跟波兰似的，打你爱你给你糖吃是为了挟我们以令那唯一的大诸侯不要进犯那些又打又爱我们的…… 然后蒋廷黻丫的本职工作也就说，人家苏塞给你什么，你非但没有直接甩出去，还自说自话把苏甩给日的锅压下来说张跟汪不是一腿儿的，不是汪策的，关你丫business，结果苏就被你坑了，再来这两个地方迟早要干一架的，人家苏想帮你都没由头了，你丫文章最后还要学我说一句人话，说 “我再说一遍我手里没证据这对狗男女是不是碍着我面子所以赶紧官宣了” 。… 所以啊，你蒋就好好搞人家老婆就对了，工作上搞这么清楚仔细的干嘛玩儿呢，你搞得过谁吗，你丫文章第一句我可是看见了的，你说，你的一枪包袱没处释放，是个啥啥。 好了，我这就把那些一系列的又写诗又写词又喝酒又拽自己头发的 诗人词人们 的 mood / objective views done ✔️ 所以啊，人胡适马币就睁眼闭眼了，人胡适还知道你绿了人家老婆，人胡适不是没去揭穿你嘛，你咋没感谢人胡适拒绝你老婆用联合国名义把你拽下来的恩呢？嗯？ 你狗贼梨诶 ，我学妈妈来一句方言 。
草特么的一群混蛋，用轻言细语地，对回忆录。
在我赴渝前一天，蒋委员长的秘书电告我，要我当晚与委员长共进晚宴。我从汉口渡江至武昌，在轮渡上遇到张群将军，他也应邀出席当日的晚宴。我们共同推测当天晚上的情形。当时日本军队已经与苏俄远东军布鲁辙【Васи́л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Блю́хер】的部队在朝鲜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即张鼓峰事件——译者）。此种冲突的意义报纸上已有很多报导。有人认为这就是我们大家所盼望已久的日俄战争。张将军认为：当日晚宴的讨论主题可能就是张鼓峰事件，他猜测：由于我新从苏联回来，委员长可能要我发表意见。 蒋委员长的晚餐一向非常节俭，战时较平时尤甚。晚餐后，他说他要在当晚讨论张鼓峰事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首先发言。他认为张鼓峰事件一定就是新日俄战争的开始。许多人都发言赞同他的看法。有一位先生为了强调乐观的远景，甚至宣称日本财政将于九月崩溃。在委员长面前表示意见往往有不同的幕后动机。有些是坚信自己的看法的，有些是揣度委员长的意思，附和讨好的。当晚发言的情形，也大致如此。 许多人发过言后，委员长转身对我说：“廷黼，你对苏联很了解。你分析一下张鼓峰事件。”我回答说：“我认为那只是一次边界冲突，起于双方[210]的带兵官，并非双方政府事先命令他们开战的。就布鲁辙本人说，我认为他的行动不仅未受到上级命令，而且可能是违反上级规定的。”当我发言时，所有以前发言的人都反对我，认为我不智。但委员长却在讨论结束时说：“廷黼说的对，散会吧。我们要自己努力，就当作张鼓峰事件没有发生。”如果说他对苏联直接军事援助曾经存在任何幻想的话，他一定是放弃这种幻想而面对残酷事实的第一人。 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委员长慎重避免任何刺激日方的行动。他比别人更清楚对日战争的严重性，无论是物资方面的或是人员方面的。战争一旦开始，他从未表示他要接受日方所提的和平条件。当一九三八年秋日本占领武汉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Prince Konoye Fumimaro）曾发动一次和平攻势。他发表一项声明，表面上对中国人民和日本军阀双方面面俱到。我认为当时我国应该由负责的政治家发表一项答覆，使日本某些人相信我们中国人是温和稳健的，我们的抗战纯粹是出于自卫的，我建议孔院长，我认为由他答覆最为妥切。他同意我的建议，但先要得到委员长的批准。我起草一份答覆文稿，将它拍发给正在前方指挥军事的委员长。拟议中文件发表的方式是将它当作一篇行政院总理纪念周中的演词。直至纪念周举行时，委员长的批示仍未到达。孔院长仍然照预定计划，宣读了那篇文件。下午二时左右，委员长的批示才到：不要发表那个文件。 后来，委员长发表一篇声明，声明中他嘲笑了近卫文麿。他说日本欲想停战，就退出整个中国。就我个人说，我认为这项声明用不到那样严重。后来有一次与委员长在午餐席上讨论问题，他要出席者对那篇声明发表意见，我将我的意见坦率地说出来。迄今，当我回忆那次讨论时，我认为就细节说我的批评是对的，但究整个政策说，委员长是对的。因为委员长声明的目的是要激起全国的士气。他认为在那个军事节节失利的非常时期来谈和，一旦失败，必致影响士气。即使和谈能够成功，也只能达成一种不利于中国的和平。 引自 战争的考验 ———— comment :
是啊，常凯申很给你面子，你丫讲的那堆细节唯物辩没人要听，对活生生的人一点不实用
珍珠港事件后，经济部长翁文灏请求特别拨款七千万元在重庆建设一座新炼钢厂。当我看到他的呈文时，我很赞成，因为我认为战时增加钢的产量显然是必要的。为了确定我的立场，我去看兵工署长俞大维将军。出我意料的，俞先生反对此一计划。他说：因为原料、燃料、技术工人，在重庆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增加新钢厂只不过是转移现有工厂的人力和原料而已。他又进一步说：军队需要的是特种钢，新厂不能炼。经与俞氏晤谈后，我改变了我对翁氏提案的看法。当院会辩论此一提案时，孔祥熙欲想平息大家的争论，他一开始先对翁的忠于职守大加赞赏，接着说明财政部的困难。然后，转身向我，也夸赞了几句。他就好像调处两个人间的争端一[221]样。最后他说：“因为你们一方要拨七千万，另一方认为一分钱都不能拨，我不偏袒你们任何一方，我决定拨四千万。” 对大多数类似的事，孔先生的决定是聪明的。但对我说，我却希望他：要干就拨给七千万，要不干就采纳我的意见一文不拨。因为七千万还可以生产一些钢材，四千万就等于白白浪费。抗战时期中国的妥协精神往往就导致上述的结果。实际上，这都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在一个时期内集中力量从事一件事的习性所造成的结果。虽然人们口头上叫“军事第一”，但他们心里却想从事许多与战争毫无关系的事。 引自 战争的考验 ———— comment :
狗杂粮种，把我看笑了，孔祥熙捡爆米花，你俩掰扯去，他做好人。
你丫……你呀…，hhhhh
笑死我了，在那个war time , 你竟然还活得如此顺利，顶多就是没人鸟你的勾脾suggestion 罢了……
中国政治领袖们在建国时很少利用人类好工作的本性。我们都想有机会去做一己的工作，追寻工作圆满完成的满足。当然，政府应该予其工作人员以实质的酬劳。虽然人生不完全是为了面包，但是没有面包他们是不能生存的。为了使人们努力工作，倒也用不着给以过分的诺言。因为国民党要建立一个半社会主义化的国家（我完全赞成），所以就要较过去更努力，去引发人类的工作天性，使他们参加工作。建立一个社会使其中男女在公私生活方面都能够有足够的机会去发展，满族他们工作的天性，是中国政治家们的首务，我敢大胆地说这也是每个国家政治家的主要工作。目前，人类已不再完全追求权力和金钱，因此，文明的进步应该依靠人在工作中的自尊。 引自 战争的考验 ———— comment : word = 建立一个社会使其中男女在公私生活方面都能够有足够的机会去发展，满族他们工作的天性，是中国渣滓家们的首务 answer: 看在你对你私生活这么有个人追求的份上儿上，我就认为你说得都对，鼓掌。
In fact, 我看到这儿 笑了…
为什么笑，好像知道你裤裆里那点儿事以后对你的各种三观有了不谋而合的惺惺相惜、确认了一下眼神般的…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
1）其人之死其言亦善。
2）我给满分100/100
3）这上面他呈现了对财的大度，也许他很有钱，也许他没有钱但他不在乎那些散出去的财，因为他能自立更生，面对7788幺蛾子
4）这上面的玉瑞就是他的二老婆，打牌认识的。他在遗嘱里无尽地叙说自己不是因为当了署长才把人家夫妻拆散了他去“趁人之危” ，他的立场是，一个人不能自力更生 去找gov 是可以的，一个人不能自立 去找gov 解决温饱 & 解决私生活 是不可取的 。—— OK，他在说发妻把私生活闹到他的工作单位，也许发妻没有钱不能自立 ，但是他的发妻是他的哥大同学，照理说他是欣赏她的，还生了四个孩子。那么，他就是在说，他的发妻 依赖别人过剩 & 公开场合人前人后闹得沸沸扬扬 ，他认为是不可取的。
5）他教子女有多大才做多大事，别想着官，会误事（自己、他人） 。他可不就那样吗，read01网站给的八卦是说，他当了署长后，人家陷害他，特意给他介绍年轻的太太陪他打牌，至此他陷入情网。—— 这事儿怎么说得清楚呢？！—— 我个人评价：关人家business，做好自己啊，低调奢华有内涵，再有人赏识以亲芳泽，足矣！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3563272/?dt_dapp=1
word= 上一篇answer “唐玉瑞是他二老婆”
answer： 是他发妻。他在遗嘱里把钱1/2给了一先一后两任妻子。接着就交代说，发妻如果要嫁自己女儿，钱不够须自己设法。
#革命仍需努力# 我的朋友们急于透过宪政会议和裁军会议途径寻求一种和平统一办法。所以只有少数人同意我的见解。但我坚信：中国人必须懂得一面采用适当政策一面运用适当有效的军事力量，双管齐下，国家才能富强。
#九一八事变 与《独立评论》# 一九三一年冬，外交部长顾维钧博士提议将东北南部的锦州附近地区划为中立区，隔开中日双方的军队。我赞成他的建议，此举可使冲突紧张形势不致蔓延。当燕大校务长司徒雷登约我到燕大演讲时，我极力支持顾氏主张。讲完后，燕大名教授陆志韦（Lu Chih-Wei）起立代表教职员及学生联合会发言。经过简短的说明，他提议燕大师生通电全国，反对设立中立区。政治系主任徐淑希（Hsu Shu-his）也赞成他的提议。司徒雷登校务[137]长将提案付诸表决。我从台上看到一片手海，心中不免沮丧。我当时觉得我是在对战争的狂热者从事一场艰苦的作战。